山西长治的小学门口，总站着一个穿迷彩的男人。他个子不算高，皮肤被风吹得发暗，肩上背着一块旧画板。画板边缘磨得发白，正面的字迹也褪了色，凑近才能看清：“给一张废纸，送一本图书。”
放学铃声一响，他便迅速挥舞起画板，背着书包的孩子们兴奋地向他涌来。有人远远看见他，像认出了一个熟悉的暗号，举着手里的报纸、草稿纸、广告页跑过来。
一张废纸递过去，换回来一本练字本、一册习题、一本文学杂志。纸张在孩子手里轻飘飘的，在他手里却被一张张理平、叠好、扎进编织袋里。
等人群散去，他蹲在校门边，拍了拍鼓起来的袋子，笑着说：“看，四五十元的书本和文具换了满满两袋废纸。”
男人叫刘保，52岁。很多孩子叫他“刘叔”，也有人一开始叫他“怪男人”。他不太在意这些称呼。对他来说，最要紧的是校门口那一刻：一张废纸到了他手里，就不再只是垃圾；一本书到了孩子手里，也许就不只是一本书。
“我尝过没有文化的苦头。”刘保说，“在孩子们身上，我好像找到了重回学校的乐趣。”
这句话说得很轻，但几乎是他半生的来处。
1987年，意外改变了刘保家命运，接连的打击压在一个少年身上。那时，刘保成绩不错，却两度辍学，最终彻底告别课堂，靠捡废纸、杂物维持生计。
他离开了学校，却没有离开纸和字。
白天，他在街头巷尾捡废纸；夜里，就在门洞里写写画画。捡来的铅笔头、用铁丝串起来的烟盒都是他的书画工具。
那些烟盒很小，纸面粗糙，写不下太多字。但对刘保来说，那是他给自己留下的课堂。别人丢掉的边角料，被他摊开、压平、写字、画画，像是在给中断的人生补课。
直到现在，刘保依旧保持着在报纸上练字，在废烟盒上写日记的习惯。攒够一沓，用锥子扎两个孔，拿线串起来，所有纸片叠起来有半人高。
“废纸换书”的念头，也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长出来的。
有一次，刘保在捡来的废纸上画了《西游记》里的卡通形象。学校门口一个孩子看见了，花六毛钱买走。他拿着那六毛钱，没有给自己买吃的，而是买了作业本，又送回给孩子们。
刘保说，自己失去过课堂，所以他后来做的许多事，都像是在替年少时的自己弥补缺憾。
这些年，他住在离市区三十多里地的廉租房里。平时靠“十分钟速写画像”和回收废纸维持开支。一张画像收五元，他总说自己画得不够专业。一天画六七张，加上卖废纸的钱，每月收入大约一千二百元。
钱不多，他给自己留下的更少。除了吃饭，其余几乎都用来买书、买文具、做公益活动。
傍晚，刘保拎着两大袋废纸，拐进广场地下通道的一处角落。
这里有一间五六平方米的“免费书屋”。说是书屋，其实只是半开放的小空间，书架有些旧，但书码得整齐，从绘本到小说都有。墙上贴满了孩子们写下的作文，边角有的卷、有的缺，一张挨着一张。
像这样的书屋，共有四处，藏在长治的街巷角落里。
“希望大家来书屋就像回自己家一样。”他说，“喜欢的图书，直接拿走，不用归还！”
这是一份信任。对刘保来说，书不是被锁在架子上的东西，要流动，要被翻开，要被带走，更要被需要。
来读书的孩子，常会趴在小桌前写下几句心里话：
“怀念那段在这里读书的日子。”
“刘叔，谢谢您创建的书屋，让我感受到了朴实的力量。”
“书屋很特别，大家都在用爱心让这座城市慢慢变好！”
刘保把孩子们的留言字条一一收好，用塑封膜仔细压平，再细心贴到墙面。
后来，刘保做的事越来越多。
2000年前后，他和热心人士在长治46所中小学建起废纸回收点和班级图书角。废纸卖出的钱，一部分帮扶山区困难学子，另一部分采购课外读物。这项“环保助学”公益活动推行至今，已有上万名学生受益。
如今，“环保助学”这条路，刘保不再孤身一人。越来越多被他资助过的孩子、学生家长、志愿者都走到了他的身边。
狭小的书屋门口，刘保蹲坐在地上，一袋袋分拣着最近换取的废纸。纸张摩擦发出沙沙声，像一种低微却持久的回响。
天色完全暗了下来，他背起画板刚要走，回头看见一个背书包的小女孩不知什么时候钻进了书屋，坐在桌前，翻开一本作文选。
路灯的光从门口斜照在书页上。刘保看了几秒，没出声，笑了笑，转身向广场走去。
一张废纸能换来什么？
在刘保这里，它可以换来一本书；也可以换来一个孩子对阅读的亲近，一个失学少年迟到多年的安慰，以及一座城市角落里生长的善意。（记者张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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